中国南北洗脸方法的差异，早在 1949 年之前就已形成。遗憾的是，在这个缺乏面部护理基本知识的国度，两种方法都不能让大家的脸更干净。

除了“豆腐脑咸甜之争”、“粽子是肉馅还是枣馅”，中文互联网上还流传着一个更隐蔽、更普遍的南北差异——“洗脸用手还是用毛巾”。一般来说，南方人习惯用水浸湿毛巾洗脸，而北方人多用手洗脸后再用毛巾擦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网上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因为北方严寒天气会冻硬毛巾，有人说北方水资源较少，搓毛巾时会浪费水。还有南方人直接开起地图炮——毛巾擦脸更加彻底，南方人比北方人爱干净。

北方人再生气，也不得不承认毛巾擦脸更干净的说法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觉：相比双手，湿毛巾有更强的摩擦力和更大的覆盖面，自然能更彻底地清除面部污垢。

真的是这样吗？南方人洗错了？究竟该怎么洗脸呢？

如何正确的洗脸

这种说法当然难以成立——南方人只需出一趟国就会发现，在更注重清洁、护肤的西方社会，几乎没有人会用湿毛巾擦脸。

原因很简单，像刷碗一样把脸洗到一尘不染，非但不会干净，还可能适得其反。

正常空气环境下，人脸如果看上去比较“脏”，原因并非外界的灰尘颗粒，而是皮脂在作怪——脸上的油光、粉刺和青春痘，罪魁祸首都是皮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尽可能清除皮脂，它不仅能够滋润皮肤防止水分蒸发，还能形成弱酸性外膜防止有害病菌的侵入。

皮脂的过度分泌才是问题根源。皮脂腺分泌的皮脂量和雄性激素、气温、年龄、饮食都有关系。最常见的，就是在青春期较高水平的雄性激素刺激下，过量分泌的皮脂堵塞毛囊，形成的局部厌氧环境促使细菌繁殖，继而引发炎症、出现痤疮。

因此，洗脸的目的应该是在对皮肤刺激尽可能低的前提下，清除掉皮肤表面的油污和代谢的角质，同时适度保留皮脂和水分。那怎样才能控制皮脂分泌呢？

用湿毛巾搓脸的办法自然不可取——面部过分清洁干燥反倒会刺激皮脂分泌，为青春痘大开方便之门。就算用干毛巾擦脸，也应尽量避免用力过度，最好先拍干脸上的水，再用毛巾轻轻吸干水分。

近年突然火起来的“洗脸神器”比毛巾更加危险，神器导致的过敏性皮炎病患让众多皮肤科医生忧心忡忡，纷纷表示现代人的皮肤问题不是清洁不够，而是“过度清洁”。

湿毛巾洗脸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潮湿环境下细菌的大量繁殖。

大部分毛巾由棉纤维制成，亲水性纤维素分子和毛细管作用有助于毛巾吸收并储存水分，附着在毛巾上的皮脂、汗液、皮屑提供的食物和碱性环境，也为细菌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用水浸没的毛巾，即使用力拧干，湿度也会远远大于擦脸的干毛巾，上面的细菌会出现指数级增长。

绿棉纤维的纵面电镜图，公定回潮率（纤维含水重量占纤维干重的百分比）为 8.5%

中国家纺协会在 2014 年发布的《毛巾健康使用周期实验检测结果》中，所检测的 65 条湿用毛巾平均细菌量要远大于 54 条干用毛巾，且在多数毛巾中都发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大肠杆菌等危害较大的病菌。

值得一提的是，湿毛巾会让脸更“脏”长期以来并不为中国人所知，直到 20 世纪 8、90 年代，各种健康杂志仍在教育读者用湿毛巾洗脸，特别是母婴杂志，还有教宝宝用毛巾洗脸的详细教程。

因此，用毛巾还是用手洗脸与中国人的卫生观念关系不大，只是一种习惯差异。那这种差异到底为什么会出现？

军队文化的塑造

中国历史上，用手洗脸的方法一直都是主流。

春秋时期的“沃盥之礼”就是用手洗脸，“沃”是浇水，由一人捧匜负责浇水，一人端盘接水，盥洗者清洗完后才“盥卒授巾”，用手巾擦拭。

沃盥之礼中的匜（上）、盘（下）组合示例

现代毛巾的出现，最早也是为了便于擦干身体——由于毛巾表面的毛圈结构能带来远强于传统布料的吸水性和摩擦力，17 世纪土耳其人把传统的地毯编织工艺用于制作新娘沐浴仪式中的浴巾。

不过，毛圈结构的织造相对复杂，且当时原材料只能是棉纤维，毛巾一开始只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流行，19 世纪棉纺织业开始工业化后才大量生产。亚洲的普及来的较晚，直到 1894 年日本才开始大规模生产毛巾，来自今治市的“铁锚牌”毛巾经由开埠后的上海传入中国后，葛巾等传统擦脸布才退出历史。

18 世纪末，美国总统夫人使用的仍然是亚麻毛巾。这条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妻子马莎·华盛顿使用的亚麻制毛巾收藏于弗农山庄。

中国人惯于用手洗脸再用布擦干，毛巾的出现当然不能改变，只会强化这种习惯。那湿毛巾洗脸法又从何而来呢？

这很可能是受到军队习惯的影响。

部队行军途中，受自然环境、集体行动限制，常常无法保证充足的水，有时饮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在一切从简从速的前提下，为了尽可能节水省时，浸湿毛巾擦脸的方式是必然选择。因此在军校教育中，会刻意训练学员用冷水和湿毛巾洗脸。

据黄埔军校二十二期学生巢英虎回忆，虽然有自来水龙头，军校生也统一用洗脸毛巾接水洗脸；第十三期学生李拔的回忆中，如果早操时被值班班长发现毛巾是干的（说明没洗脸），就会被严厉处罚。

位于广州市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还原了当时学员使用的毛巾、洗脸盆、漱口杯。

国共两党共同的军事色彩，也使双方首脑不约而同养成用毛巾洗脸的习惯——据侍从回忆，蒋介石习惯把湿毛巾反复用力拧干再使劲擦脸；毛泽东洗脸洗脚都只用一条毛巾，且从来不用香皂；邓小平则为了节约从不拧毛巾，而是挤出毛巾的水分，以防毛巾过快损耗。

军队的洗脸方法为什么会影响到普通人？原因很简单，除了讲究体面的社会中上层，当时大部分人并没有每天洗脸的习惯。南方各省长期战事征发的数千万士兵，退伍后不可避免会把军队的生活方式带回家中，影响到整个社会。

同时，蒋介石 1933 年发起的，强调“生活军事化”的新生活运动也强化了这一习惯。虽然在新生活运动相关文献中找不到用毛巾洗脸的规定，但 1942 年国民政府颁行的《小学课程标准》中的洗脸法明显是军队翻版——

“洗脸的时候先用毛巾浸湿，擦了肥皂，在脸部、颈部、和耳后擦抹周到；随后，用水洗去皂沫，再在脸部、颈部、和耳后细细的擦抹干净。”

与南方相比，中国北方地区在新生活运动开展数年后即被日本占领，日治时期环境相对安定，征兵数量远远少于南方，社会受军事文化影响不大，自然无法养成用毛巾洗脸的习惯。

1949 年后，中共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动员力度也远强于国民党，但爱国卫生运动侧重于防疫、卫生、“除四害”，没有像新生活运动一样用军队文化塑造国民，更不会细化到洗脸方法的统一，南北差异因此得以保留。

1953 年上海新亚书店出版的《新中国儿童卫生习惯图》虽有湿毛巾洗脸的画面，但这种缺乏明确指令的宣传画无法改变北方人已有的习惯。

洗脸钱应该怎么花

1949 年后，由于棉纺织业相对不发达，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甚至买不起一条毛巾，但今天中国人在洗脸上花的钱已领先世界——英敏特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面部护肤消费市场，2014 年中国人在脸上花了约 838 亿人民币。即使是不那么在意护肤的中国男人，也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就购买了约 3000 万瓶洗面奶。

中国男人对洗面奶的热衷，原因可能与中国女人对面膜的热爱类似（参见大象往期文章《为什么中国女性热爱贴面膜》）——美白、补水、深层祛痘等花样繁多的卖点很难让人不动心。

不过，与面膜一样，洗面奶主要由水、表面活性剂、保湿剂、功效成分、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组成，角质层的屏障作用让商家鼓吹的神奇功效都难以实现。实际上，洗面奶唯一能做到的只有清除油污。

这也意味着，用于洗净油污的表面活性剂直接决定了洗面奶的效果。

皂化配方就是一种是广泛应用的表面活性剂配方，在洗面奶的前身——洗脸皂中就已大量使用。皂基洗面奶一般价格较低，但清洁力过强，对皮肤有一定刺激性，只适合皮脂分泌极其旺盛的皮肤环境。对于干性和敏感性皮肤还是应该考虑其他配方相对温和的洗面奶。

在洗面奶的成分表中，只要同时出现上述两类成分就可以认为是皂化配方。

在各种新鲜神奇的洗面奶广受市场欢迎时，中国人对于的毛巾的消费则节约多了。

2014 年中国家纺协会毛巾使用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毛巾人均使用量仅为 300g/年，远远低于日本的 2300g/年和欧美的 1800g-2200g/年。

相比发达国家 1-2 月的毛巾更换频率，中国的毛巾消费观还停留在”不破不换”的阶段，这显然是匮乏时代的历史遗留。毛巾不像衣食住行能通过直观差异来刺激消费，只要”看上去正常”，多数人就不会有更换毛巾的意识，对于毛巾质量的好坏普遍缺乏判断。这也导致中国人在洗面奶、护肤品上花的钱可能会因劣质毛巾全部浪费。

对于只通过毛巾花色和手感来决策消费的人们来说，怎样买一条好毛巾？

相比摸上去的手感，吸水性、透湿率、透气性、柔软性、断裂强力才是衡量好坏的核心指标。

例如，采用了华夫格设计的毛巾甚至直接取消了表面的毛圈，通过表面的细密方格和凹凸纹理来实现吸水和透湿。在极大降低毛巾重量，甚至弱化毛巾强力和吸水性的同时，以达到最佳的透气性。

传统毛圈毛巾（左）与华夫格毛巾（右）对比。一块 34*75cm 的华夫格毛巾重量为 50g，而同尺寸的低捻纱毛巾重量在 110g 左右。

除此之外，高低毛、波浪纹、缎档、割绒、蜂巢结构等工艺设计也能满足不同的洗脸需求。但遗憾的是，大部分中国人对毛巾的认知，目前还停留在是否掉色、图案是否规则以及毛圈的数量和长度上。